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也揭下偽裝的面具，正式作出關于“分共”的決定，公開背叛孫中山國共合作主張和反帝反封建的綱領，與蔣介石一樣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為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以武裝起義反抗反動派的血腥統治，中共中央排除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成立了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并于7月27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成立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周恩來任書記，彭湃、李立三、惲代英和譚平山任前敵委員。同時，相應成立起義總指揮部，由賀龍任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劉伯承為參謀長，起義時間定在7月30日晚舉行。

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挽救中國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進行改組，停止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決定發動南昌起義，彭湃被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推選為前敵委員，成為八一南昌起義的領導成員之一。

正當武裝起義即將進入行動階段的關鍵時刻，張國燾于30日匆匆從九江趕來，以中央代表身份，竭力阻止起義。前敵委員會當即舉行緊急會議，周恩來等與張國燾進行了面對面的斗爭，彭湃針對張國燾提出的“起義要依賴張發奎的支持，如張發奎不同意就不能舉行”的錯誤看法進行反駁，彭湃說：“張發奎受汪精衛的影響很深，他決不會同意我們的計劃。目前，我們只有用革命的武裝來反對反革命的武裝，人民才有出路。”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孤立的張國燾不得不服從前委的意見，起義遂于8月1日凌晨2時舉行。在前敵委員會的指揮下，起義軍向留守南昌的國民黨軍隊發起攻擊，經過5個多小時的激戰，殲滅守軍1萬多人，南昌起義取得了勝利。

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帶有全局意義的一次武裝起義。它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宣告中國共產黨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立場，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創造革命軍隊和領導革命戰爭的開始。

南昌起義勝利后，成立了以共產黨員為核心，有國民黨左派人士參加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彭湃任委員兼任農工委員會委員。在8月2日舉行的慶祝八一起義勝利暨革命委員會成立就職典禮上，彭湃同其他委員一起莊嚴宣誓，決心“為全國大多數民眾利益奮斗到底，絕不妥協，以完成國民革命工作。”

南昌起義的槍聲，震驚了蔣介石和汪精衛，國民黨反動派慌忙從南京、武漢、廣東等地調派大量軍隊撲向南昌，妄圖撲滅這剛點燃的革命烈火。而對嚴峻形勢，前敵委員會決定起義軍撤出南昌，按原來計劃南下廣東，彭湃率農工委員會一起隨軍南下廣東。

1927年8月3日至6日，起義軍分批撤出南昌，基于廣東蓬勃發展的農民運動和群眾良好的思想政治基礎，起義軍按原計劃南下廣東，先取東江、占領汕頭，取得國際援助，然后奪取廣州，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再度北伐。

在南下廣東過程中，彭湃參加了著名的會昌戰役和三河壩戰役，率領和指揮廣東北江農民自衛軍，后改編為廣東工農革命軍主動出擊，英勇殺敵，還發動工農運動，開展土地革命，懲處了一大批地主土豪劣紳。

當起義部隊揮戈南進時，著名的“八七”會議在武漢召開，彭湃缺席這次會議，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總書記的職務，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彭湃、任弼時、羅亦農等九人為臨時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周恩來、張太雷等七人為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1927年8月7日，臨時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選出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彭湃在這次會議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

“八七”會議給正處于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并把領導農民進行秋收起義作為當時黨的最主要任務，從而使全黨沒有在白色恐怖面前驚慌失措，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革命由此實現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四一二”四反革命事變后，毛澤東和彭湃都經歷了大革命失敗的蒼涼，也深感背后無半個工農的無助與失落。黨的“八七”會議決定要在全國各地舉行武裝暴動后，毛澤東回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彭湃在參加南昌起義后，也回到海陸豐舉行武裝起義，并成功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

在黨的“八七”會議精神鼓舞下，南昌起義部隊由江西上杭進軍廣東大埔，并取得三河壩戰役勝利之后，兵分兩路：一路由朱德、陳毅率領的部分起義軍轉戰湘南，后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朱德任師長、陳毅任黨代表，這支部隊于1928年4月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開辟了著名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了中央蘇區；另一路南昌起義軍主力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率領轉戰潮汕，于1927年10月12日在高潭中垌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董朗任師長、顏昌頤任黨代表，這支部隊一直在海陸惠紫地區堅持戰斗，為創建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和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做出了積極貢獻。1928年后，彭湃以海陸豐為根據地，指揮紅二師和紅四師轉戰東江、大南山，為東江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并于1928年10月離開大南山赴上海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