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廣州番禺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披露了一名確診病例的感染過程：1月20日，東環街居民孔某在某市場買魚，魚檔的檔主郭某剛好于1月20日發病，孔某在與郭某接觸后，1月26日發病，隨后將病毒傳給了家人盧某，盧某也于2月1日發病。

記者了解到，2月15日，廣州市番禺區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曾公布新增2例新冠肺炎病例的詳情。該2例病例與此次披露的兩位感染者信息一致。

公布的信息顯示，其中一例患者盧某居住在東環街金山谷花園沿山街7棟，是已在廣州市指定醫療機構治療的確診病例孔某的丈夫，于2月4日送至健康集中觀察場所接受醫學觀察，后轉市指定醫療機構治療。

在對二人的流調過程中，孔某和盧某均否認有湖北旅居史，未接觸過有相關癥狀的人員，平時很少外出，只偶爾到市場買菜，這令調查一度陷入困境。

面對這一難題，番禺區衛健局、番禺區公安分局和番禺區疾控中心，是如何“抽絲剝繭”，追查孔某和盧某的感染來源呢？且看他們“福爾摩斯”般的硬核操作：

追查孔某和盧某感染來源經過

2月3日晚上11時

番禺區東環街一家人同時報告2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孔某和盧某，疾控中心傳染病應急隊立即對2例病例開展流行病學調查；

2月4日凌晨

將2例病例的密切接觸者送到區療養院進行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流調過程中，孔某和盧某均否定有湖北旅居史，未接觸過有相關癥狀的人員，平時很少外出，偶爾到市場買菜，一次買幾天的菜，調查陷入困境，沒有發現明確的感染來源，2名病例一直處于感染來源不明的狀態；

2月15日

公安流調專班通過對番禺區病例之間的活動還原，發現孔某在1月20日與某市場確診病例郭某存在時空交集，通過再次補充調查，深入分析了孔某的消費行為，幫助孔某回憶到1月20日在某市場的魚檔買過魚，而某市場魚檔的檔主郭某剛好于1月20日發病，孔某在1月20日與郭某接觸后，1月26日發病，隨后將病毒傳給盧某，盧某于2月1日發病。

番禺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表示，案例雖仍需進一步確認，但公安部門的數據研判和走訪調查為疾控部門進行流行病學調查提供了很好的技術支撐。

據悉，自2月15日起，針對復雜多變的戰疫形勢，番禺區公安分局派出一名具有資深偵查經驗的副大隊長帶領跨部門連夜組建的番禺公安流行病學調查專班進駐區疾控中心，靠前協同作戰，第一天的駐點已經取得可喜的效果。

番禺公安流行病學調查專班24小時運作，截至目前，通過視頻追蹤、走訪調查、大數據研判等方式共依法協助疾控中心核查疫情人員、車輛等64串關鍵線索，從海量數據中，總結、整理，并經嚴密的邏輯印證后，累計輸出1900多條線索供前線進行流行病學追蹤，取得較好成效。

“無接觸史”的獨居老人如何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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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歲的上海獨居老人桂芳（化名），不愛社交，近段時間沒出過上海，初步調查沒有接觸過新冠肺炎病例，身邊也沒人有呼吸道感染癥狀，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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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現場工作組（以下簡稱現場工作組）的一員，孔德川急需調查這個病例的“源頭”——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區居住或旅行史”，還是“有相關病例接觸史”。

然而，從初步調查資料來看，這位70歲的老太太全都不符合：

線索屢屢中斷

活動軌跡整理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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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實驗室的電腦屏幕上，桂芳的咽拭子檢測結果顯示出S形的曲線。她被確診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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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案例的“來龍去脈”經過流調，都是清晰明了的。而送到市級層面“專案組”待“破案”的，都是最難啃的骨頭。桂芳的案子，現場工作組多次組織人員研判，聯合區疾控中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及社區工作者反復分析，但線索卻屢屢中斷。最后該案子被指派到了孔德川和鄭楊的手里。

桂芳應該是和善、愛干凈的知識分子模樣。至少，從孔德川初步得到的調查信息可以這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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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所居住的A區臨街公寓，是1930年代的磚混結構公房。一人住面積有些大，她把另一間隔出，用于出租，與租戶共用一個大門。不過，她個性內斂，喜歡清靜，與租戶、鄰居從不竄門，見面只是點頭，問好。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總會畫圖，梳理出病例的活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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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流調組的經驗。“一圖勝千言！信息撲面而來時，一定要有思路，腦袋要保持清醒。”潘浩在會上大聲強調。他是上海市疾控中心傳防所急傳科主任，也是此次新冠肺炎防控現場工作組副組長。

“首要就是把發病時間確定，有了發病時間，往前14天，調查病例的暴露情況，也就是什么原因得病；往后至隔離治療前，需要判斷病例的密切接觸者。”

孔德川把桂芳的活動軌跡整理如下：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兒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別位于B區和C區的幾家單位。此后的1月27日上午，她開始身體不適，無力，頭痛，有輕微的咳嗽，但她認為，“大概是血壓高了”，咳嗽也應歸因于她常年患有的支氣管炎。2月3日，女兒再次來電，她說骨頭酸疼，女兒堅持帶她到A區看診，她已開始發燒。CT顯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征象。她被診斷為“疑似”，被發熱門診收治，隔離。此刻，她已經進入了疾病防控的網絡。2小時后，A區疾控中心在系統里發現了她的報告。流調人員開始調查。醫務人員將她的咽拭子標本，連同血液標本被送至市疾控的實驗室進行檢測。2月5日她被確診后，被轉入上海市新冠病例定點醫療機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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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判斷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無聲息地接觸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么時候，怎么接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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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120余人，進展緩慢

除了密切接觸者還會有誰？

C區某單位進入孔德川的視線。從發病時間來看，C區比B區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請C區疾控中心協助，了解到桂芳曾去過C區某單位，而這一行程涉及100多人。

C區疾控中心找出了100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聯系方式，逐一核實，“是否有湖北接觸史、旅居史、是否有發熱或呼吸道感染癥狀”。結果，全都排除。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觸者都已排查。女兒一家從1月27日楊桂芳發病至今，14天隔離期已過，無人發病。孔德川最擔心還有潛在的被感染者。這也是流調者必須要盡快找出傳染源和傳播途徑的意義。畢竟，在上海市至今為止的335例確診病例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確診患者是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現的。第一時間發現并管理好這最后被確診的120多名密接，避免他們成為新的傳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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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行前兩人去找專家組副組長潘浩理思路，潘浩給孔德川畫了一張圖，并祝他們“馬到成功”。現在這張圖就在孔德川的腦子里反復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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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完善本人的接觸史，看看是否有遺漏；

·?密切的接觸者（兒女、孫輩）在患者發病14天內是否接觸過可疑的感染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