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省委書記李希，省委副書記、省長馬興瑞，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林少春，深圳市市長陳如桂，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丘海，深圳市政協主席戴北方，廣東省委秘書長鄭雁雄，汕尾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石奇珠，汕尾市委副書記、市長楊緒松等出席揭牌儀式.
深圳特別合作區設立7年以來，經歷了多次體制機制調整：
-
2011年2月18日，廣東省委省政府批復《深汕（尾）特別合作區基本框架方案》，決定在位于汕尾海豐縣鵝埠鎮的深圳（汕尾）產業轉移工業園的基礎上設立“深汕特別合作區”；
-
2013年8月，廣東省委省政府印發《關于優化深汕（尾）特別合作區體制機制加快合作區建設發展的會議紀要》，明確深圳主導經濟管理和建設事務，汕尾負責征地拆遷和社會事務；
-
2017年9月，廣東省委省政府印發《關于深汕特別合作區體制機制調整的批復》，中共深汕特別合作區工作委員會、深汕特別合作區管理委員會調整為深圳市委、市政府派出機構；
-
2018年2月，深圳市委辦市府辦印發《關于深圳市組織實施深汕特別合作區體制機制調整的工作方案》，全面加快深汕特別合作區體制機制調整落實到位；
-
2018年12月16日，深汕特別合作區正式揭牌，開啟了由深圳全面負責建設管理的新階段。
?
深汕特別合作區此次的體制機制調整，在普通人看來，是深圳又多了一個“區”。但是，小政的評論員朋友認為：如果站在國家戰略的角度，站在廣東省發展的角度，站在深圳擔當的角度，就會發現，深汕特別合作區不是個普通的區，它簡直就是一個“新特區”——
特別合作區就是一個“新特區”
評論員 ?苗凡卒
作為深圳的第“10+1”區，深汕特別合作區的揭牌，不只是拓展了深圳的發展空間，它是在探索一種發展模式，一種讓先進地區的優質資源更好地在相對落后地區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新模式。
從國家戰略的角度，深汕特別合作區的探索，將為國家發展“飛地經濟”提供先行先試的寶貴經驗。中國要解決經濟發展的區域不平衡，讓不同地區之間實現優勢互補、資源互補、要素互補，發展“飛地經濟”是一個重要選擇。2017年6月，國家8部委發布《關于支持“飛地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支持“飛地經濟”的健康發展。可是，放眼全國，現有的“飛地”絕大多數都是產業園區，面積不大，功能單一。像深汕特別合作區這樣，按照一座城市的規模、功能、建制設立的“飛地”，稱得上是中國“飛地”中的特區。現在，深汕特別合作區提出要爭當“中國飛地經濟發展模式首創者、飛地治理模式首創者、飛地農村城市化實踐首創者”，這樣的探索和首創，將為國家“飛地經濟”發展戰略提供寶貴的、可復制的經驗。
從全省發展的角度，深汕特別合作區的探索，要為廣東提高發展平衡性和協調性，把短板變成“潛力板”作出貢獻。習近平總書記今年來廣東考察時指出，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是廣東高質量發展的最大短板。要努力把短板變成“潛力板”，充分發揮粵東西北地區生態優勢，不斷拓展發展空間、增強發展后勁。深汕特別合作區設立七年來的經歷，就是廣東省不斷改革，破解省內經濟發展不平衡難題的一個解題過程。新的體制機制的建立，特別合作區不僅能實現區內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將成為汕尾借力騰飛的支點，尤其是在粵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之后，深汕特別合作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東部門戶，是大灣區核心城市向東拓展輻射的重要支點，是帶動粵東地區發展新的增長極。
從深圳擔當的角度，深汕特別合作區的探索，將為我們提供一個跳出產業梯度轉移的俗窠，以后發優勢實現高水平發展的典范。在落后地區建設“飛地”，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利用發達地區的經濟溢出效應，把相對落后的產業部門轉移到“飛地”。但是，深汕特別合作區的發展立志跳出這種模式，無論是從城市的整體規劃設計，到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優質企業的引進，再到城市公共服務事業的建設，都是按照比照深圳、甚至高于深圳的標準。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深汕特別合作區的未來，將是一座凝聚深圳發展智慧、承托深圳發展夢想的新型現代化城市，這里不僅將重現深圳曾經的高速度，也將擁有深圳最為自豪的高質量。這里的未來，讓我們拭目以待。
此次深汕特別合作區的體制機制調整，意味著深汕特別合作區將從一個由深圳、汕尾兩市共建、帶有“援助”性質的區域協調發展示范區，變身為以深圳市一個經濟功能區的標準和要求建設管理的一座未來新城。
這片距離深圳東部僅60公里的特別之地，經過7年的建設發展，如今已是“初長成”，但很長時間里卻是“養在深閨人未識”，甚至一度面臨著外界的質疑和誤讀。
今天，一直關注深汕特別合作區發展并多次深入當地采訪的小政，將從多維度做一個梳理，說說這些年，深汕特別合作區是怎樣一個存在，身上又寄托著哪些未來。
設立：大膽設計的“特別合作”，布局長遠的“廣東試驗”
2011年2月18日，廣東省委、省政府批復《深汕（尾）特別合作區基本框架方案》，決定在位于汕尾海豐縣鵝埠鎮的深圳（汕尾）產業轉移工業園的基礎上設立“深汕特別合作區”，規劃范圍包括海豐縣的鵝埠、小漠、鲘門、赤石四鎮和圓墩林場，總面積468.3平方公里，委托深圳、汕尾兩市共同管理。
?
這是一次突破行政障礙、在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的戰略設計。它最大的亮點，是超越了常規意義上扶貧點、產業轉移園的概念，將單向產業轉移上升為雙方“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特別合作，將友情幫扶上升為互利互惠、互動發展，最后達到帶動汕尾市跨越式發展、拓展深圳市發展空間的共贏。
但這種設計的背后考量并不局限于深圳、汕尾兩市的利益格局。深汕特別合作區誕生的背景，既有國家大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時代要求，也有廣東創新區域合作模式的全新謀劃，又值廣東實施“提升珠三角，帶動東西北”戰略的歷史契機，因此，深汕特別合作區設立伊始便擔負著更大的使命——通過特區帶老區、財富帶資源、經驗帶空間的組合，為全省乃至全國的區域協調發展打開新局面，為創新區域合作模式探路。
說到底，這是一場布局長遠的“廣東試驗”。
對于這塊“試驗田”，三任廣東省委書記都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深汕特別合作區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倡導設立，汪洋2011年5月21日在深汕特別合作區的授牌儀式上，就勉勵深圳、汕尾兩市要全力推進深汕特別合作區開發建設，為全省區域協調發展創造經驗、提供示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主政廣東期間，將深汕特別合作區視為振興粵東西北發展的排頭兵，先后7次深入深汕特別合作區現場調研，親自推動深汕特別合作區的建設發展。
今年5月，廣東省委書記李希赴汕尾調研時，首站即來到深汕特別合作區考察新城規劃和建設發展情況，
